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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北京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东城得信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区报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纸期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收专收值都归祝、北京史们掌管。东城得信其中除大事记是区报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纸期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收专收值或称之为文献。北京到春秋末战国初，东城得信学术文化从祝、区报史手里解放出来，纸期孔子以及战国时的收专收值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

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早的书，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注疏的内容大致有：1．解释字义，2．串讲文意，3．分析名读，4．校勘文字，5．阐述语法，6．说明修辞手段，7．诠解成语典故，8．考证古音古义，9．叙事考史，10．记述说川，11．发凡起例。就形式而言又可分成八类。1．注和疏（注只释、疏兼释注），2.释义和叙事，3.他注和自注，4.补注和集注。